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距今整整80年了。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它显示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信心和力量。它所昭示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五四运动是从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开始逐步发展为全国各阶层人民参加的政治运动。它以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而成为时代的号角。各阶层人民在运动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五四运动以人民的胜利而载入史册。

20世纪初，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对象，处于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境地。由于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对中国的争夺，主要在日、美之间进行，其中，尤以日本帝国主义为甚。这种形势至五四运动爆发前的几年变得愈加严峻。1914年，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侵占中国的大好时机，当时被任命为驻华公使的日置益，还未上任，便得意洋洋地说：“战则大妙！”而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腐败无能，完全任日本帝国主义的摆布。1914年8月，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8日，日本军舰出现在我国青岛海面；15日，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胶州湾德国租界地无条件地交与日本接收；23日，日本对德宣战；派军在龙口登岸。以后，日本又不断增兵。至1915年，日本不仅拒绝从山东撤兵，反而进一步提出灭亡全中国的“二十一条”以及各项秘密条约，据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大大超过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并通过袁世凯、段祺瑞卖国政府取得了在中国政治、军事、财政等更多方面的特权，使中国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因此，救亡图存成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

面对国家主权丧失、民族危亡的形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寻求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的路上，出现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先进人物。他们首先从文化心理层面启发中国人民的觉悟，将救亡与启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15年9月，以《青年》（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创办为标志，开始了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不过，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这场运动既不同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不同于法兰西的启蒙运动。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救亡、反帝、反封的特点。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2号上发表的文章即名为《我之爱国主义》。李大钊为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写下《警告全国父老书》，大声疾呼：“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我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李大钊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中，还阐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李大钊选集》，第85页）。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版，第1469页）。从《新青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寻找的足迹。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青年》第一卷，第三号）李大钊也曾接受过进化论思想，并将其传递给更多的人。他号召人们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他人之国，既依其奋力而造成，其间智勇，本不甚悬，人亦人，我何弗若？”（《李大钊选集》，第31页）。在五四运动爆发前，进步思想家们曾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鼓舞人们为催青春中国之诞生而奋斗。

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还没有民主政治、依然是专制统治中国、较多的人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新青年》还提出为民主和科学而战斗的口号。1916年至1918年间，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与孔子》，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做父亲》等文章，以其鲜明的反封建特征影响于全社会。除《新青年》外，这一时期在思想启蒙方面产生较大影响的刊物还有《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新潮》、《湘江评论》等。可以说，“五四”前期的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们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从而引发了新旧文化的猛烈撞击。这一点，《新青年》说得很清楚：“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救亡唤起启蒙，启蒙推动救亡，两者相互促进。当五四爱国运动到来时，启蒙运动中的先进分子都成了爱国运动中的骨干。毛泽东评价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七大”工作方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五四”是一个历史时期，它的内涵和外延，无论是爱国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都是很丰富的，时间也是较长的。仅就爱国运动本身来说，它也包含着五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5月4日天安门集会、东交民巷请愿、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的行动。

第二个高潮是5月19日挽留蔡元培、反对安福系掌握教育权的行动。

第三个高潮是6月5日开始的上海罢工、罢课、罢市运动。

第四个高潮是6月10日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斗争。

第五个高潮是6月28日拒签《巴黎和约》的斗争。

这五个高潮的出现，是五四高亢爱国诗篇的五个乐章，是人民群众的胜利，反动势力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的全过程，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仅就反对在巴黎和约签字来说，即能说明这一点。当时报载：“据说28日那一天，各专使的寓所满被侨法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围住了，不准专使出门，扬言如果出门，当扑杀之。吾们（指工人、学生）已预备了：每一个专使的命用三个人的命去偿他。这预备偿命的人已开了名单，不管要出门的专使是被谁打死的，这预备偿命的人总去偿命。因此专使不敢出门。28日未曾列席，这与官电的报告都说28日专使没有出席，是很近似的。”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如何呢？《顾维钧回忆录》中说：“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顾维钧是当时中国代表团的主要代表，看来，上述消息是可靠的。

以上五个高潮，只反映了几个中心地区的情况，远远不是运动的全貌。事实上，在全国许多地区包括各省的中小城市，甚至一些村、镇（如山东），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爱国运动，成星火燎原之势。许多爱国华侨在不同地区，也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爱国救亡运动。从参加的阶层看，也是十分广泛的。真正是：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工人、学生、商人，以及各行各业人士都投入到爱国运动中来。理发工人关门罢市，门首贴着告示：“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说书、唱戏的，各种游艺场一律罢唱。有的艺人还配合爱国运动，编写新的书词，以文艺形式进行宣传。在当时天津各界印发的许多传单中，有一张题名为《一得之愚》的传单，落款是：“李孟氏典衣刊布”。是说一位家庭妇女，依靠典当衣服换来的钱，印刷爱国传单。由此可见五四爱国运动的深入人心。

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就是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并在她的指导下，开始了伟大而又艰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

五四运动是人民的胜利。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因为，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

近代与现代，在西方是一个词：modern。不论怎样称谓，现代化大体上指的是：在经济上从封闭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在政治上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在思想、文化上，应该具有与政治、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概括起来，就是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不再混用近代、现代，而统一使用现代化这一史学界大体认同的概念。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式启动，应该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如毛泽东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67页）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在于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这是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工商业政策作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军事上是失败了的。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使革命党人陷入极大困境。历史的教训使一些志士仁人认识到：革命失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碍，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觉悟问题。他们通过办报刊，启发人们，唤醒人们。因此，陈独秀把他发动的这场运动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潮下，马克思主义广泛地在中国传播，并迅速地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正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当年——1919年10月，把他的革命党正式改为中国国民党，并重新提出他的三民主义。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给与他的影响，他在1919年6月18日《复蔡冰若函》中说：“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的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版，第66页）。

正因为孙中山给予五四运动如此高的评价，因而他对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集合了运动中的大量先进分子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给予高度的重视。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促成了1924年1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正因为这次国共合作，才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大革命”，出现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这场“大革命”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后（1914—1922）中国资本主义较迅速的发展。这次发展为“五四”和“大革命”准备了一个新兴的阶级阵营。

回顾“五四”前后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说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是并不为过的。正是这场运动影响了20世纪中国发展的进程。这已是中外不少关于五四运动研究者的共识。

20世纪的中国有三次历史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而第二次巨变，又为第三次巨变开辟了道路。

我国2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使我们对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

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就不断地为人们争论着，仅在20世纪的上半叶，较大的争论就有这样三次：

一、由《青年》创刊而引起的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论争。《青年》派以陈独秀为代表，《东方》派以杜亚泉为代表。前者的代表作是《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第1卷第4号），后者的代表作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

二、“五四”后，在20年代继续着东西方文化的争论。前者以梁漱溟的专著《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8月出版）为代表。后者中，有自由派学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有系统的专著应属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1924年出版，次年再版）。

三、30年代中期，又发生了一场“本位”与“西化”的争论。前者以“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为代表，后者以胡适、陈序经等自由派学者为代表。陈提出“全盘西化”，胡提出“充分世界化”（参见《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6月30日）。双方论战的文章主要发表在《文化建设》、《独立评论》，《大公报》、《晨报》等报刊上，影响较广。

20世纪的下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来，东西方文化的优劣短长，又被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人更为广泛。这些讨论，对于克服新文化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偏向，认识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都是有益的。但有一种极端化的论点，却是值得商榷的。这种论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断裂了传统文化，甚至说它和“文化大革命”一脉相传。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掉文化、使中国陷于深重灾难的政治运动，已被全盘否定，如何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日而语？至于说“五四”由于彻底反对旧文化而使传统文化断裂，也与事实相背离。持此论者有两个误区：一是把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二是把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和汉儒、宋儒等量齐观，把儒学和儒教混为一谈。

第一，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固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但此外尚有大量的非正统文化。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墨两家都曾被称为显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他各家仍然在延续和发展着。近年出版的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介绍了95部书，其中称得上儒家的书仅有20多部，不足1／4。

第二，必须把儒家学派的创立人孔夫子和以后的汉儒、宋儒相区别。后者虽然打着孔子的旗号，但其学说已被演绎和改造了，目的是为了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当着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的时候，孔教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进入民国，孔教仍然为封建军阀的帝制活动服务，其反动性就更为昭著了。

如果以上两点看法可以成立的话，“五四”是如何对待传统的？就可以说清楚了：

首先，它和儒家特别是宋明以来把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对立的。但它并不反对其他非正统学派，而且对墨学以至明清之际的一些启蒙学派非常推崇。

其次，它并不反对孔子个人和否认孔学的历史地位，只是说孔教已不适于现代生活。李大钊说孔子是“一代伟人”，但不是“万世师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陈独秀说：孔学“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远，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及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族社会之孔教统一全国之人心，据已往之成绩，推方来之效果，将何以适应生存于20世纪之世界乎？”（《答俞颂华》，《新青年》第3卷第1号）因此，把“五四”视为“断裂”传统文化，是不恰当的。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五四”精神也应该算作一种传统了，东西方文化的讨论也已不止一个世纪，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第一，在近现代的国际大环境中，一个国家比较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总是融合了国内外两种以上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也是如此。把一切外国的思想文化，不加区别地拒之门外，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把一切外国的先进思想文化都认为中国“古已有之”而漠然视之，也是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的。闭关自守，颂古非今，夜郎自大，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采取综合创新的方针，充分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早在80年前，李大钊就指出：东西方文明，必“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1页。）

第二，任何先进的思想、理论，必须和本国的国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或曰具有中国特色。洋教条、党八股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对待任何文化，都应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数典忘祖，崇洋媚外，也是不可取的。

总之，我们应该吸收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为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更加辉煌的成果。